第557章 瓷刻之争
终于等来琢者放下手中工具,扭动着脖子,伸个懒腰的机会。
“老板,你的货被人偷了。”戴俊开玩笑的拍拍手。
那男人倏然一惊,扭身站起来,快速瞅了眼床摊前的几人,主要是核对货品数量,继而拉下口罩防灰尘,又挠挠头,朝李承几人嘿嘿笑笑。
“老师贵姓?”李承将手中的台屏放下,微笑问道。
他用的称呼是“老师”而非老板,这让这位戴着瓶底眼镜的琢者,连连摆手,“不敢不敢!”
“鄙姓程,路程的程。”怕李承分不清,他还用手指虚画几笔。
“这几件东西怎么卖的?”李承指指几人手中的瓷刻,又指指那件戴国宝的四君子台屏。
“镇纸八百一对,人物屏一千一只,山水屏一千二,您说的这件台屏……是我家祖师爷的作品,要贵一些,六千。”说到这件台屏,程老师犹豫了一下,还是报出一个靠谱的价格。
“戴国宝先生是您的祖师爷?你是杨派弟子?”李承立即来了兴趣,追问道。
“您也知道戴国宝戴老的名号?”李承的回答让中年人很是惊讶,推推眼镜吃惊的打量李承。
瓷刻是冷门艺术中的冷门,世人很少接触,更很少听说,眼前的年轻人竟然一口指出戴国宝,这不得不让程培初刮目相看,更何况他还提到“杨派”。
似乎在辨别李承的口音,程培初又疑惑的拱拱手,“难道小兄弟是同门?还是北派哪位前辈的后人?家师杨卫义,在世时从不敢以杨派自居。”
李承同样拱手还礼,“天下瓷刻出华家。门内和门外又有什么区别,杨老一生精研瓷刻,不是门徒胜似门徒。”
这句话得解释,行外人听不懂的。
天下瓷刻出华家,这华家指的是松江府华文、华约三父子。华文是清同治、光绪年间的瓷刻工艺大师,曾在清内务府瓷器作六处担纲瓷刻工匠,清宫留存下来的同治及光绪早年的瓷刻作品,基本上出自于华文之手。
华文老退回松江府后,其子华约三子承父业,于金陵府开设瓷刻作坊,收门徒二人,分别是戴国宝和张锦山。花开两支,戴国宝出师后开设“铁画轩”,张锦山开设“三林瓷刻”,此二人为南派瓷刻的中间力量。
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,尹陈壁在顺天府即今京师地区宣武门外的斜街,承办了一所“农工学堂”,又称“工艺学堂”。学堂里设有各种工艺科,其中就有“镌瓷科”,聘请华约三担任教师,传授瓷刻技艺。华约三尤其善长刻人物,并创造性地将山水花鸟或诗词雕刻在白瓷釉面上。
后来“工艺学堂”改为“工艺局”,由原来的官商合办转为官办,并入内务府造办处,“镌瓷科”改为“瓷工科”,收有学生二十多人。
这些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瓷刻名家的朱友麟和陈智光两人,此二人为瓷刻北派的代表人物。
瓷刻北派和南派技艺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,这是基于“工具”不一样而形成的艺术风格迥异。
南派所用工具,多为钨钢刀,较多的使用錾、刻、磨、镌,所形成的画面有些类似于瓷器素描,追求画面的立体感,断点比较多。
北派因为背靠京师,有朝廷支援,能获得更好的工具金钢钻石刀,风格上更多样,更以划、刻、铲等技法为主,体现国画的线条感,走线灵动、流畅,韵味悠长,具有刻刀剔、錾子錾所达不到的艺术效果。
南派北派风格不同,可师傅都是华约三一人,因此有“天下瓷刻出华家”一说。
如果要华约三重要弟子排序的话,戴国宝为大师兄,张锦山行二,朱友麟和陈智光要晚十多年。
朱友麟一辈子位于京师作艺,而陈智光于1944年来到中海传授技艺,他很快结合南派瓷刻,融合出新的南派瓷刻风格。此时,戴国宝和张锦山已经去世,陈智光转型成为新南派瓷刻的代表。
杨卫义的“杨派”又是怎么回事?
杨卫义19251986,金陵人,又名少石、拙翁,少年天才,自学成一家。
十岁开始自学临摹国画山水,十一岁自学刻印,十五岁由刻印进而刻蝇头小楷的边款。他能够在刻制牙章的侧面,细刻山水和细如蚊足的小字。
曾偶得铁画轩瓷刻一件,惊为天人,遂以这件作品为师,结合自己的镌刻技术,同时糅合微雕技法,模仿戴国宝的瓷刻风格进行创作。
此人在瓷刻方面,确实天纵奇才,他借鉴象牙细刻的技法,尝试用浅刻的方式,直接在瓷器表面进行镌刻,能够刻制全景的传统丝国山水画,在瓷器上较好地传达出山水画的浓淡变化、皴擦点染、笔墨气韵等艺术效果,再配以行书诗词、落款,所刻文字比米粒儿还小,代表作品有山水葫芦瓶、山水乾隆方瓶等。他刻制的松柏也刀法细腻,代表作有松柏万年乌金瓶。
同时,他还能在瓷器表面表现出西洋绘画的效果,线条、块面、明暗、层次,显示出扎实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瓷刻技巧。
在他技艺大成,被世人尊为“杨派”时,常常自谦为戴国宝的“望门弟子”。
而为望门弟子?即心仰慕之可惜不得其门而入戴国宝已去世。九六味杨卫义瓷刻技艺高超,自成一派,但毕竟不是给戴国宝叩首斟茶的弟子,所以程培初所说的“戴国宝作品为祖师爷作品”,是不正确的。
他很快意识到不对,想要往回收,而李承说出“不是门徒胜似门徒”这句话。
能在瓷刻这个冷门行当遇到一位知音不容易,程培初和李承聊得很开心,再加上李承与那位一直不说话的年轻人都很爽快,没还价,直接拿走五件瓷刻作品戴俊也买走一块,让他兴致大发。
听到李承邀请他去吃茶,没怎么迟疑,将剩下几件货品和工具,收拢到一只木箱中,又将床摊折叠起来,和小方桌、座椅什么的垒在墙根,盖上塑料布,背起木箱,就跟着李承几人出发。
中海的茶楼多,往前几步就有一座“望月阁”茶座。
得知李承来自侠州,西蒙夫妇来自闲城,程培初算不上太惊讶,中海是个大城市,世界各地来客多了去了,他只是有些吃惊,一个侠州人,为什么会对瓷刻这行当这么熟悉?
“我的琢玉祖师孟敬斋,羊城人,当年对瓷刻也很感兴趣,所以知道些旧事。”
这自然是李承的借口,程培初没怀疑,琢玉与琢瓷,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,杨派的琢瓷技术,有很多源自琢玉技术,譬如杨卫义杨老的浅雕。
一壶清茶,李承与程培初闲聊起来。
通过和程培初的闲谈,李承大概捋清楚瓷刻的建国后发展历程。
瓷刻技术,在建国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挺辉煌的。
1956年,中海工美研究所成立瓷刻研究室,杨卫义和陈智光两位大师都在研究室任职,各自教授学徒。陈老是正统瓷刻技艺传人,而杨老则在艺术表现力上似乎更胜一筹,又是同行……
双雄并立,为“杨派”和“陈派”之争,埋下伏笔。
在陈老生前时,瓷刻研究室一直以陈老为主,杨派多少受到一些压制,包括人事任命和艺术风格的倡导,陈派大行其道,创作出不少佳作作,与北派朱友麟作品竞争国礼资格。
“杨陈之争”,在六十年代陈老去世之后,达到顶峰,个中对错,连程培初自己也说不清,与时代特性有很大关系,反正挺残酷的。
杨派翻身,浅浮雕瓷刻风格,替代断点素描风格,成为中海瓷刻主流,杨派创作出成昆铁路、亲人来到大寨村等瓷刻作品,场面宏大,山水、景物、人物相互穿插,层次丰富,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,很受欢迎,一举将陈派风格压下去。
这只是艺术风格上,另外还有人事任命上……
杨卫义一共有四名传人,分别是杨老的哲嗣杨长乐,衣钵弟子朱溜生,另还有仇依群、徐益民。程培初就是朱溜生大师所带的学生。
回忆过去,程培初有些伤感,李承同样靠在卡座上不说话,他也有些感慨。
多好的一门弘扬丝国瓷器创新精神的技艺,被岁月整垮了,当时那些“大家”们的心思,已经不在宣传和扩大这项技艺,不在考虑它的市场,而更多的却用在“内耗”上,用在“逢上”,忘了一门技艺想要生存,必须扎根市场、扎根民间的根本所在。
弄得现如今这般惨样如此精巧、隽永的瓷刻工艺,在大街上摆摊,却无人问津!
这恐怕是瓷刻技艺发展史上,最大的悲哀吧。
既然遇上,既然欣赏,那就想办法让它重焕生机!
想到这,李承双手交错搭在茶桌上,看着程培初,“程老师,您还能联系上多少同门师兄弟?”
“您找他们……有事?”程培初不太爱说话,可不等于傻子,早就意识到对方请吃茶,并不仅仅只是“志同道合”。
“是的,找他们有重要事情!”李承指指另一侧的西蒙说道,“我和西蒙都是做瓷器生产的,在闲城、北羡还有和国有自己的窑口。”
“我俩决定,邀请您和您的同门师兄弟加入我们的瓷器工坊。我们会专门为你们的瓷刻设置创作室,专门为你们的创作开制窑口,定烧你们需要的瓷坯……让我们一起,把瓷刻这项精妙的丝国瓷艺,推广到全世界。”
“您……有兴趣么?”
程培初一哆嗦,这提议太突然,比天上掉馅饼砸中脑袋还突然。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一时间,他不知该如何判断,得找师傅问问。
留下联系方式之后,程培初满腹心事的先行离开。
“威尔斯,谈得怎样?答应了么?”刚才一直是李承在交流,西蒙盲听,他对结果很关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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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板,你的货被人偷了。”戴俊开玩笑的拍拍手。
那男人倏然一惊,扭身站起来,快速瞅了眼床摊前的几人,主要是核对货品数量,继而拉下口罩防灰尘,又挠挠头,朝李承几人嘿嘿笑笑。
“老师贵姓?”李承将手中的台屏放下,微笑问道。
他用的称呼是“老师”而非老板,这让这位戴着瓶底眼镜的琢者,连连摆手,“不敢不敢!”
“鄙姓程,路程的程。”怕李承分不清,他还用手指虚画几笔。
“这几件东西怎么卖的?”李承指指几人手中的瓷刻,又指指那件戴国宝的四君子台屏。
“镇纸八百一对,人物屏一千一只,山水屏一千二,您说的这件台屏……是我家祖师爷的作品,要贵一些,六千。”说到这件台屏,程老师犹豫了一下,还是报出一个靠谱的价格。
“戴国宝先生是您的祖师爷?你是杨派弟子?”李承立即来了兴趣,追问道。
“您也知道戴国宝戴老的名号?”李承的回答让中年人很是惊讶,推推眼镜吃惊的打量李承。
瓷刻是冷门艺术中的冷门,世人很少接触,更很少听说,眼前的年轻人竟然一口指出戴国宝,这不得不让程培初刮目相看,更何况他还提到“杨派”。
似乎在辨别李承的口音,程培初又疑惑的拱拱手,“难道小兄弟是同门?还是北派哪位前辈的后人?家师杨卫义,在世时从不敢以杨派自居。”
李承同样拱手还礼,“天下瓷刻出华家。门内和门外又有什么区别,杨老一生精研瓷刻,不是门徒胜似门徒。”
这句话得解释,行外人听不懂的。
天下瓷刻出华家,这华家指的是松江府华文、华约三父子。华文是清同治、光绪年间的瓷刻工艺大师,曾在清内务府瓷器作六处担纲瓷刻工匠,清宫留存下来的同治及光绪早年的瓷刻作品,基本上出自于华文之手。
华文老退回松江府后,其子华约三子承父业,于金陵府开设瓷刻作坊,收门徒二人,分别是戴国宝和张锦山。花开两支,戴国宝出师后开设“铁画轩”,张锦山开设“三林瓷刻”,此二人为南派瓷刻的中间力量。
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,尹陈壁在顺天府即今京师地区宣武门外的斜街,承办了一所“农工学堂”,又称“工艺学堂”。学堂里设有各种工艺科,其中就有“镌瓷科”,聘请华约三担任教师,传授瓷刻技艺。华约三尤其善长刻人物,并创造性地将山水花鸟或诗词雕刻在白瓷釉面上。
后来“工艺学堂”改为“工艺局”,由原来的官商合办转为官办,并入内务府造办处,“镌瓷科”改为“瓷工科”,收有学生二十多人。
这些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瓷刻名家的朱友麟和陈智光两人,此二人为瓷刻北派的代表人物。
瓷刻北派和南派技艺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,这是基于“工具”不一样而形成的艺术风格迥异。
南派所用工具,多为钨钢刀,较多的使用錾、刻、磨、镌,所形成的画面有些类似于瓷器素描,追求画面的立体感,断点比较多。
北派因为背靠京师,有朝廷支援,能获得更好的工具金钢钻石刀,风格上更多样,更以划、刻、铲等技法为主,体现国画的线条感,走线灵动、流畅,韵味悠长,具有刻刀剔、錾子錾所达不到的艺术效果。
南派北派风格不同,可师傅都是华约三一人,因此有“天下瓷刻出华家”一说。
如果要华约三重要弟子排序的话,戴国宝为大师兄,张锦山行二,朱友麟和陈智光要晚十多年。
朱友麟一辈子位于京师作艺,而陈智光于1944年来到中海传授技艺,他很快结合南派瓷刻,融合出新的南派瓷刻风格。此时,戴国宝和张锦山已经去世,陈智光转型成为新南派瓷刻的代表。
杨卫义的“杨派”又是怎么回事?
杨卫义19251986,金陵人,又名少石、拙翁,少年天才,自学成一家。
十岁开始自学临摹国画山水,十一岁自学刻印,十五岁由刻印进而刻蝇头小楷的边款。他能够在刻制牙章的侧面,细刻山水和细如蚊足的小字。
曾偶得铁画轩瓷刻一件,惊为天人,遂以这件作品为师,结合自己的镌刻技术,同时糅合微雕技法,模仿戴国宝的瓷刻风格进行创作。
此人在瓷刻方面,确实天纵奇才,他借鉴象牙细刻的技法,尝试用浅刻的方式,直接在瓷器表面进行镌刻,能够刻制全景的传统丝国山水画,在瓷器上较好地传达出山水画的浓淡变化、皴擦点染、笔墨气韵等艺术效果,再配以行书诗词、落款,所刻文字比米粒儿还小,代表作品有山水葫芦瓶、山水乾隆方瓶等。他刻制的松柏也刀法细腻,代表作有松柏万年乌金瓶。
同时,他还能在瓷器表面表现出西洋绘画的效果,线条、块面、明暗、层次,显示出扎实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瓷刻技巧。
在他技艺大成,被世人尊为“杨派”时,常常自谦为戴国宝的“望门弟子”。
而为望门弟子?即心仰慕之可惜不得其门而入戴国宝已去世。九六味杨卫义瓷刻技艺高超,自成一派,但毕竟不是给戴国宝叩首斟茶的弟子,所以程培初所说的“戴国宝作品为祖师爷作品”,是不正确的。
他很快意识到不对,想要往回收,而李承说出“不是门徒胜似门徒”这句话。
能在瓷刻这个冷门行当遇到一位知音不容易,程培初和李承聊得很开心,再加上李承与那位一直不说话的年轻人都很爽快,没还价,直接拿走五件瓷刻作品戴俊也买走一块,让他兴致大发。
听到李承邀请他去吃茶,没怎么迟疑,将剩下几件货品和工具,收拢到一只木箱中,又将床摊折叠起来,和小方桌、座椅什么的垒在墙根,盖上塑料布,背起木箱,就跟着李承几人出发。
中海的茶楼多,往前几步就有一座“望月阁”茶座。
得知李承来自侠州,西蒙夫妇来自闲城,程培初算不上太惊讶,中海是个大城市,世界各地来客多了去了,他只是有些吃惊,一个侠州人,为什么会对瓷刻这行当这么熟悉?
“我的琢玉祖师孟敬斋,羊城人,当年对瓷刻也很感兴趣,所以知道些旧事。”
这自然是李承的借口,程培初没怀疑,琢玉与琢瓷,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,杨派的琢瓷技术,有很多源自琢玉技术,譬如杨卫义杨老的浅雕。
一壶清茶,李承与程培初闲聊起来。
通过和程培初的闲谈,李承大概捋清楚瓷刻的建国后发展历程。
瓷刻技术,在建国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挺辉煌的。
1956年,中海工美研究所成立瓷刻研究室,杨卫义和陈智光两位大师都在研究室任职,各自教授学徒。陈老是正统瓷刻技艺传人,而杨老则在艺术表现力上似乎更胜一筹,又是同行……
双雄并立,为“杨派”和“陈派”之争,埋下伏笔。
在陈老生前时,瓷刻研究室一直以陈老为主,杨派多少受到一些压制,包括人事任命和艺术风格的倡导,陈派大行其道,创作出不少佳作作,与北派朱友麟作品竞争国礼资格。
“杨陈之争”,在六十年代陈老去世之后,达到顶峰,个中对错,连程培初自己也说不清,与时代特性有很大关系,反正挺残酷的。
杨派翻身,浅浮雕瓷刻风格,替代断点素描风格,成为中海瓷刻主流,杨派创作出成昆铁路、亲人来到大寨村等瓷刻作品,场面宏大,山水、景物、人物相互穿插,层次丰富,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,很受欢迎,一举将陈派风格压下去。
这只是艺术风格上,另外还有人事任命上……
杨卫义一共有四名传人,分别是杨老的哲嗣杨长乐,衣钵弟子朱溜生,另还有仇依群、徐益民。程培初就是朱溜生大师所带的学生。
回忆过去,程培初有些伤感,李承同样靠在卡座上不说话,他也有些感慨。
多好的一门弘扬丝国瓷器创新精神的技艺,被岁月整垮了,当时那些“大家”们的心思,已经不在宣传和扩大这项技艺,不在考虑它的市场,而更多的却用在“内耗”上,用在“逢上”,忘了一门技艺想要生存,必须扎根市场、扎根民间的根本所在。
弄得现如今这般惨样如此精巧、隽永的瓷刻工艺,在大街上摆摊,却无人问津!
这恐怕是瓷刻技艺发展史上,最大的悲哀吧。
既然遇上,既然欣赏,那就想办法让它重焕生机!
想到这,李承双手交错搭在茶桌上,看着程培初,“程老师,您还能联系上多少同门师兄弟?”
“您找他们……有事?”程培初不太爱说话,可不等于傻子,早就意识到对方请吃茶,并不仅仅只是“志同道合”。
“是的,找他们有重要事情!”李承指指另一侧的西蒙说道,“我和西蒙都是做瓷器生产的,在闲城、北羡还有和国有自己的窑口。”
“我俩决定,邀请您和您的同门师兄弟加入我们的瓷器工坊。我们会专门为你们的瓷刻设置创作室,专门为你们的创作开制窑口,定烧你们需要的瓷坯……让我们一起,把瓷刻这项精妙的丝国瓷艺,推广到全世界。”
“您……有兴趣么?”
程培初一哆嗦,这提议太突然,比天上掉馅饼砸中脑袋还突然。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一时间,他不知该如何判断,得找师傅问问。
留下联系方式之后,程培初满腹心事的先行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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